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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时间: 2020-01-10 12:39:14】【字号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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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亚洲注册登录,近期,在文学上有一股回归:莫言从大奖、大忙中回归创作;马原从大病、大隐中回归创作。

莫言归来 又见乡土

渴望写出《阿q正传》那样的小说,其他所有的小说都可不要

莫言又发表文学新作了。9月,《收获》杂志2017年第5期刊出了莫言最新创作的3篇小说(《地主的眼神》《斗士》《左镰》),统名为“故乡人事”。《左镰》小引里,莫言说这是“歇笔多年后写的第一篇小说”。大致同时,《人民文学》2017年第11期也发表了莫言的新短篇《天下太平》。这两本刊物上的4篇新作,可以统一看作是莫言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,拿出的第一批作品。

莫言恢复了写作上的欢乐

莫言的最新4篇小说,都是乡土题材,大抵围绕故乡与故人展开。莫言又写自己的家乡回忆,童年遇到的让他印象深刻的人,比如村子里的铁匠。

依然是我们所熟悉的莫言式的:水塘和渔网、庄稼和镰刀、真实的北方农民。乡间生活充满趣味,也不乏人性的残酷。带有神秘气息的农作物和生灵,同人世的起伏争夺联系在一起。水塘里还是养鱼,卷棚里还是有猪,古老的乡村直到今天依然留存有相似的地方。

读来让人感觉到了莫言最初震惊文坛《透明的红萝卜》的那种透明、澄澈、单纯、质朴的感觉。更重要的是,文中流淌着一股隐秘的欢乐,那是熟悉人事终得表述的欢乐,是小说叙事顺利铺展的言说的欢乐。

莫言恢复了他最初写作的放松与欢乐。

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这样的大奖,对任何人都不是一件小事。这样一个盛誉,好像把莫言的创作能力“吓着了”。一个人受了“惊讶”(不管这惊吓是来自正能量还是负能量,都是惊吓),他需要回到故土的怀抱养养心,定定神。

承载盛誉的莫言,虽称不上有巨大的自我超越,但至少是缓回来了。

莫言是讲故事的高手。《地主的眼神》主人公是“老地主孙敬贤”,“我”在小学三年级时,写了一篇轰动全县的作文——《地主的眼神》,里面有这样的句子:“这老地主看似低眉顺眼,但只要偶尔一抬头,就有两道阴森森的光芒从他的黄眼珠子里射出。”

作文被广播后,“我父亲也警告我,再也不许写这样的作文”,因为父亲说,“孙敬贤被划成地主,确有几分冤。”

因为这篇作文,老地主受了很多苦,他割麦技术很高,却依然被为难。很多年后,孙敬贤死了,他的儿子给他办了一个极为隆重的葬礼。

孙敬贤的孙子,那个已种了200多亩地的现代农场主,认为爷爷的葬礼毫无意义,“我爹和我爷爷一样,就喜欢打肿脸充胖子。”

莫言书法“故乡人事”

延续透明的红萝卜,再写铁匠

在《左镰》中,莫言用不动声色的语气讲述了一个令人惊心的故事。

每年夏天去“我们村”的,是章丘铁匠老韩和他的两个徒弟,但铁匠和打铁只是线索,故事的真正内核,浓缩于“左镰”中。

左镰,就是左手用的镰刀。田千亩来找铁匠打一把左镰,“那个手持左镰、蹲在树林子里割草的少年,名叫田奎,是田千亩唯一的儿子。”

悬念步步紧逼:田奎为何没了右手?田奎的右手为何竟然是被父亲剁掉的?田奎领头用河里的泥巴砸光腚乱跑的傻子和傻子姐姐的后果,真的这么严重?我们大体可以猜测到历史在一把左镰上凝聚的刀光剑影。

很多年后,欢子的傻子弟弟和她爹都死了,她先是嫁给铁匠小韩,小韩死后她改嫁给老三,老三死后,她带着孩子回了村。媒婆袁春花说:“人们都说欢子是克夫命,没人敢要她了。你敢不敢啊?”田奎说:“敢!”小说戛然收尾。

莫言在小说中多次写到铁匠。在《左镰》的小引中,莫言表达了自己的心声:“为什么我这么喜欢写铁匠?第一个原因是我童年时在修建桥梁的工地上,给铁匠炉拉过风箱,虽然我没学会打铁,但老铁匠亲口说过要收我为徒……第二个原因是,我在棉花加工厂工作时,曾跟着维修组的张师傅打过铁,这次是真的抡了大锤的,尽管我抡大锤时张师傅把警惕性提到了最高的程度,但毕竟我也没伤着他老人家……一个人,特别想成为一个什么,但始终没成为一个什么,那么这个什么也就成了他一辈子都魂绕梦牵的什么。这就是我见到铁匠就感到亲切,听到铿铿锵锵的打铁声就特别激动的原因。这就是我一开始写小说就想写打铁和铁匠的原因。”

莫言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在延续

随着时代的变化,莫言笔下的乡土也延展到了当下。

《天下太平》里,可以看到诸多当下流行的语汇表达,如手机视频拍摄、正能量转发、环保巡视组等。

得诺奖后,第一次发表新作品,文学圈内人是怎么评价的呢?

《收获》杂志主编程永新的评价显得比较客观。他首先认为,基本是符合他的期待,“精神气息与莫言以前的作品有相通性,有变化的是语言更为准确、精到、节制,长句子少了,明显是精心打磨的作品。作者写作中标志性的通感艺术手法运用依然得心应手。延续了他以往既现实又富有浪漫的一种写作风格,有原来写作的继承性。这3个短篇虽然篇幅不长,但他塑造人物的能力,还原故乡生活场景的能力,我觉得都是让我们欣慰的。”

程永新也很冷静,“对3个篇幅不长的短篇,怎么给过高的评价,都不是很合适。一般的读者你说得越好,他们越反感。我觉得我们还是客观评价,从这3个短篇中,可以看到老莫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依然存在。而且这种创造力和想象力和以往有延续性。因为有这样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存在,你很难想象下一步他会不会写出更为惊艳的作品。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。所以,这3个短篇你可以喜欢、可以不喜欢,但是从这3个短篇中,看到了他的创造力和想象力,看到他驾驭语言的出色的能力。”

得到诺奖桂冠和时间锤炼的莫言,对写作的质量有了更高的自我要求。

在接受媒体采访的一个视频中,莫言透露了心声:“我希望能够写出比我过去小说在艺术上更加完美的小说。我就希望写出一篇让我非常得意的作品。这样一种满足,是其他任何荣誉都无法刺激的。但是,要求一个作家年年出作品也不现实,一个作家年年出作品也没有意义。我现在越来越体会到,与其发表10部一般化的作品,不如发表一部比较好的作品。如果我能写一个像鲁迅《阿q正传》那样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中篇,那我会愿意把我其他所有的小说都可不要了。”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

余华与马原

马原归来 余华助阵

一场大病让他的思想发生巨大变化,启动了写作最彻底的“转向”

一个作家写了什么,虽然不是直接写自己,但他的作品一定是他生活痕迹的外在表现。在剧烈的社会时代变迁下,一个作家的内心、行为、写作的变化,耐人寻味。

作家马原在过去很多年,活得很闹腾:从东北到高原再到上海,拍电影、开公司做房地产商、在大学当教授,用他自己的话说,就是“会十几个工种的事情”。然而,他写的小说是远离人间烟火的先锋派。

如今的马原,已过不惑之年,与家人定居在云南南糯山,过着与城市、文人圈子远离的简单生活。中断文学创作20多年的马原,在远离喧嚣的山上,再度拿起笔写小说,写起现代世界的人间世。

马原也觉得奇妙:“我没有到云南定居前,从不关心身边的生活,从来没写过评职称、分房子、你情我爱这些东西,从来是比较偏形而上的小说。但我到云南上了山,可能是海拔的缘故,反而有一种鸟瞰人间的感觉。我也说不清为什么会这样,可能这个落差会带来灵感,离开都市,反而开始关心人群了。重新写小说,感觉挺奇妙的。”

马原

65岁马原从先锋走到现实

提到马原,必定离不开“先锋派代表作家”这个词。先锋派在中国当代文学谱系中,不是一个文学组织,而是指1980年代出现的那些具有明确创新意识,并且初步形成自己的叙事风格的先锋作者群体。其中包括马原、洪峰、残雪、扎西达娃、苏童、余华、格非等人。

在先锋派的总体方向下,他们各自寻求、开辟、探索自己的方式,马原被评论界公认为是“风格最为有力量”的一个。多年来,他也被视为具有标志性的先锋派文学的开拓者级别的人物。

1984年,马原写下《拉萨河的女神》。这篇小说第一次把叙述置于故事上,把几起没有因果联系的事件放到一起。

1985年后,马原陆续发表几篇力作:《冈底斯的诱惑》(1985)、《虚构》(1986)、《大师》(1987)等。

马原把传统小说重点在于“写什么”改变为“怎么写”,预示了小说观念的根本转变。他的“叙述圈套”开创了中国小说界“以形式为内容”的风气,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随着社会、时代、时间的变迁,先锋派在经历最初的繁盛后,纷纷转型,寻找书写的新路径。

马原与文坛是最有距离的。他的小说创作自《零公里处》发表后,经历了20年的“隐退”时间。在近20年里,马原没写小说。在同济大学中文系,马原过着教书匠的生活。

2000年后,马原的授课讲稿陆续整理出版,《虚构之刀》《阅读大师》《小说密码》,马原以自己的阅读和写作经验,向学生们传授着写作的“秘密”。

直到2012年,他才带着长篇小说《牛鬼神蛇》回归人们的视野。此时的马原,先锋的痕迹已经变淡,他从以前倾心于形而上、抽象、神秘,转变为开始以古典主义的方式,直面历史与现实。

2017年11月,马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最新长篇小说《黄棠一家》。在这部小说中,马原对社会现实事件的关照更加具体,甚至在素材上使用起社会新闻热点,让人想起余华的《第七天》,被形容为“一部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浮世绘”。

如果说,马原几年前写的《牛鬼蛇神》还有先锋文学痕迹,那么,《纠缠》与《黄棠一家》可以看作马原进一步告别先锋,探索新的现实反映路径的努力。

可以说,这一次,65岁的马原在文学领域里,发生了最彻底的“现实转向”。

马原新书《黄裳一家》

改变始于一场大病的起死回生

在《黄棠一家》中,马原选择的表现对象是一个新中产化家庭:男主人洪锦江是一位行政官员,女主人黄棠是一家大型公共关系公司的总经理,长女祁嘉宝是一家跨国公司的女经理,丈夫威廉是医药专家,次女洪静萍是大型节目策划,丈夫蒙立远是国外独立纪录片导演,黄棠的母亲贺秋是著名退休戏剧演员。

围绕这一个家族,牵扯出很多焦点性的现实利益话题。面对种种矛盾,马原表现的不是仇恨式的对峙,也不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,而是呈现出一种平静交流但有距离的“和解”。

马原试图通过对一个中产化家族的叙事,形成对中国现实生活的一种“总体性”理解和把握。

在这部小说中,马原采用了不少社会热点新闻事件作为素材,这不禁让人想到余华的《第七天》,因此引发一些诟病。

马原的解释是,写小说跟新闻串烧不一样,“我们写小说关心的是纵向,哪怕就写一个断面,就写一个横剖面,还是要放到历史里去看。”

新闻事件里表现出的人们观念的变迁,让马原非常敏感,“我记得大诗人艾青的代表作《大堰河》里面有一个片断,他回到家乡,回到大堰河的时候,他发现自己已经是大堰河的客人,是他家乡的客人,是他家庭的客人,那种感受和我的感受有一点像。我已经不太认识这个世界。我已经是一个陌生人。”

2008年,马原的肺部被查出一块阴影,恶性肿瘤的嫌疑非常大。他不顾家人劝说,中断治疗,逃离医院,举家迁往云南勐海县南糯山生活,希望在这样一个好山好水的环境下慢慢恢复身体。奇迹真的发生了,马原肺部的肿瘤逐渐消失了。

正是这场关乎生死的大病,让马原有机会去体验另外一种生活,千百年来中国文人精神世界里构想的田园牧歌式生活。福祸相依,马原从想象的精神家园走进了现实田园。

肉身所经历的考验,让马原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,这种变化启动了马原文学写作最彻底的“现实转向”。

马原也认为这与生病有关:“生了大病以后,对世界的看法有一点改变。觉得实在的生活离我的距离近了。原来可以天马行空,不管社会、不管其他人。但是生病以后一下打回原形,突然觉得离人群近了。重新再写小说的时候,好像有一点还债的心情。觉得原来还是欠了一笔债,欠了我和周边人们的债、我和读我小说的那些读者之间,我欠他们一笔债。”

余华:没有一种生活是不值得的

近年来,马原很少出席作家圈内活动,但他也有几十年的文坛铁哥们,比如余华。

《黄棠一家》在北京大学开新书发布会,罕见公开露面的余华,在台上亮相、发言,为老友助阵。

余华说,他拿到新书后,“很快读完。我认为《黄棠一家》非常好看。好多年以前,马原到我家里,我送给他《活着》签名本。他看完以后,给我打电话说写得真好看。”

《黄棠一家》让余华有一个深刻的感受,“这是一个老江湖写出来的书。一个经历了很多的人,才能写出这样的书。”

对小说里有些新闻事件热点,余华认为这不是问题,“我在读《安娜卡列尼娜》,我发现沃伦斯基的很多东西我也知道,你说哪一部小说什么地方你不知道呢?”

作为马原的铁哥们,余华坦言,这些年来马原的生活跌宕起伏,漂泊不定,“大家都不知道他在哪里。我们经常会老朋友见面,会提到马原在哪里,一桌子人都不知道他在哪里。”

余华听到很多对马原的惋惜声音,“说马原不写东西,瞎折腾,折腾来折腾去。以前有一句老话叫‘十年修成一个举人,十年修不成一个江湖’。我看完马原这本新小说后,觉得这是一本深入过社会方方面面的老江湖才能写出来的书。我有个感受是: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,也没有一种生活是不值得的,所有的生活都充满了财富,只不过你去开采还是没有开采。”

拥有一颗老江湖的心,与性格的天真并不矛盾。在至交好友的眼中,马原的性格是天真的。

马原介绍自己的新作并不是简单的新闻热点串烧,余华忍不住打趣马原;“我们不知道是多少年的朋友,马原身上始终保持他的一个优点,就是幼稚。我刚才听他罗嗦半天,为自己的书辩解,我想马原真是,65岁了,还是没变,你搭理他们干吗?”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